电影《小伟》给出了跟《送你一朵小红花》截然不同的解题思路
2021-01-23 12:46:13 点击：
“ 当家里有人患癌，这意味着什么？同一个问题，即将于1月22日上映的电影《小伟》给出了跟《送你一朵小红花》截然不同的解题思路。《小伟》是 ”
当家里有人患癌，这意味着什么？同一个问题，即将于1月22日上映的电影《小伟》给出了跟《送你一朵小红花》截然不同的解题思路。
《小伟》是黄梓的电影处女作。这位广州青年导演根据自身经历自编自导，真实讲述了一个广州普通家庭面对父亲患癌后所经历的一切，作品受到业内人士和专业影迷的激赏，还受邀参加多个电影节，并于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获评审团大奖。在豆瓣电影，《小伟》评分高达7.6分。
在1月19日《小伟》广州首映礼当晚，黄梓的母亲也来了，但她并没有上台。媒体群访时，羊城晚报记者问黄梓，他的母亲看完《小伟》后感受如何？黄梓坦言，两人从没有就此进行深入交流，“并没有因为一部电影，我们的关系就迈向新阶段，但影响或许是更长远的”。
提及往事，黄梓的态度看起来跟他的电影风格一样克制，但在提及父亲生前某次跟他的冲突时，他平静的表情还是被打破了。那一次父亲跟他说：“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黄梓当时的回答是什么，他没能说下去，主持人因为他的突然崩溃而立刻转换了话题。但遗憾一定留下了，所以才有了这部被他称为“告白”的《小伟》。
“可能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类似的事，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存在这样的情感。”黄梓说，跟父亲对话是他拍这部电影的初衷，而如今，他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部电影里得到力量与共鸣。
记者：为什么在广州拍《小伟》？
黄梓：选择广州几乎不需要原因，因为我本人就是广州人。我这次拍的是一个跟自己生命经历有关的故事，所以很自然就选择了广州。这部电影是我对父亲的告白，所以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么一个广州的本土家庭。
记者：剧情在多大程度上结合了你的自身经历？
黄梓：电影里有一场父亲吐血的戏，跟现实生活中我经历的几乎一样。还有一些场景可能也有亲身经历，但我没有完全按照曾经发生的那样照搬，而是作了一些处理。其实这个电影主要结合的是我生命中特别困惑的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在我出国留学回来之后，我父亲突然发现得了癌症。当时我特别想逃离家庭，因为我觉得家里的气氛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当时就想到了我生命中另外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就是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当时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不太好，尤其是跟我妈妈，我跟她几乎常年处在不停争吵的状态，那时我也特别渴望逃离家庭。留学回来之后，我发现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好像并没有得到改善。虽然我已经长大了几岁，变成熟了一些，但当我从一个独立的生活状态回归到家庭状态时，我发现自己跟他们还是有一种疏离感。虽然他们对我来说是最亲密的人，但就是有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记者：广州给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
黄梓：广州给我的感觉也是同样的。我从小在这里长大，18岁出国之前基本没离开过，对这里的环境都特别熟悉。留学几年后回来，广州虽然有一些变化，但不至于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我还是对这个自己特别熟悉的环境产生了一种疏离感。从某种程度来说，当年离开广州其实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审视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同样地，我也在重新审视我与广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把这种审视拍到了电影里。
记者：今天是影片的广州首映礼，带电影回家乡的感觉如何？
黄梓：特别荣幸，也有点兴奋。其实这部电影这两年已经走了很多影展，我也跟很多地方的观众作过交流。但刚才站在影厅门外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真的，因为广州现在对我来说太特殊了。对了，刚刚我舅舅给我发了几条微信，内容是2018年电影开拍时候的一些视频素材，我才发现电影开拍那天我穿的衣服跟今天一模一样，还挺有缘分。
我是讲故事的人，也是故事里的人
记者：找演员的过程是怎样的？你最后找了三位主演都来自香港。
黄梓：找演员的过程可以说顺利，也可以说不顺利。这个片子其实最早就是一个我个人的行为，我也没有太多资源去找特别有资历或者说大家都特别耳熟能详的演员。最后我就去香港找，因为这部电影是粤语片，而我通过香港的一些朋友也了解到，那里的演员环境可能没有内地那么好，所以很多香港演员很乐意在那些所谓的“学生作业”里帮忙出演。我在那些学生的短片里看到很多很不错的演员老师，最后通过朋友和网络社交平台找到他们。
记者：饰演父母的两位演员高翰文和彭杏英都是话剧演员，他们是如何被你打动的？
黄梓：对，他们都曾出演过电影，但更多的表演经历是话剧。他们可能有被剧本打动，另外一部分是被我打动吧。两位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夫妻，但说服他们一起出演刚开始有些困难。高先生是很愿意的，但他太太因为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没办法给出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但后来我去香港找他们，跟他们聊，一起想办法，最后找了一个既可以拍电影也可以兼顾家庭的方式。
记者：跟他们合作的过程，感受如何？
黄梓：拍摄过程很顺利，因为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在镜头前那种自然的状态，都是我最初希望在电影里呈现的。
记者：2019年《小伟》在FIRST青年电影展第一次放映时好评如潮，很多影迷关心，现在的公映版跟当时的有区别吗？
黄梓：那个版本确实不是我们的最终版本。后来我们又处理一些帧率方面的技术问题，还补拍了几场戏，还在片尾加了我们一家三口真实纪录片的彩蛋。现在这个版本跟去年北影节的版本是一样的。
记者：拍这部处女作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黄梓：我是学电影的，但这是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和拍电影，而且是偏自传的一个作品。整个过程中我都在试图找到一种平衡：我是这个故事的参与者，我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但同时我还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所以我得有一个旁观者的心态，这确实有点难。
记者：我想知道你妈妈看了这部电影吗？她是什么感受？
黄梓：其实我妈今天也会来，但她之前特意跟我说，不要把她“摆上桌”，其实我也没想过这样做。我拍这个电影，她一直是知道的，但我从来没有跟她讨论过，比如我能不能这样写或者那样写。后来我在家做后期剪辑的时候，我妈有时候会给我端茶送水，会送东西到我房间来，有时候还会说“你地板很脏，我给你拖一下地”什么的，然后我每次都很怕让她看到我电脑屏幕上那些素材，就说“不要不要，我地板很干净，你快出去”。
记者：她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电影的？
黄梓：《小伟》第一次放映是在FIRST青年电影展，去之前，我妈问我：要不要我陪你去？我说干吗要你陪我，你别陪我。然后她说她想看一下电影，我说没什么好看的，以后电影如果有机会公映的话你再去看。她就没说什么。后来电影节开始之后，有一天她打电话跟我说，她买了机票要过来看，我觉得已经没办法阻挡她了，我就说好吧，你来，我给你留票。
整个看电影的过程里，我没跟她坐在一起——我肯定是要避免跟她坐的，因为我很怕在家人面前显露情感，我也不想关心他们的情感。但我有时候会偷瞄她坐的方向，看她是怎么样的反应。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比如她看这部电影会哭，这是我预料之内的，因为她平时看很多乱七八糟挺无聊的片子也会哭。
记者：后来她跟你说过观后感吗？
黄梓：放映结束之后，我们没有讨论。我没有去问她，看到这个电影你会想起什么，我也不希望她告诉我答案。她也没有主动来告诉我她看完的感受。所以，拍这部电影并没有所谓的完成我和我妈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和解。并不是说，看完一部电影，我们的关系突然间就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或者说，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但我相信，这种影响可能是长远的。
记者：父亲在你心里是一个怎样的人？拍电影前后，你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哪些改变？
黄梓：父亲对我来说，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吧。好像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观念，父亲应该是那种很伟岸的形象。但在我更懂事之后，我发现我的父亲并不是那样。特别在青少年时期，我对父亲一直有某种不满意，觉得他并没有像其他父亲或像我希望的那样，成为那种事业成功、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男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吵完架，他忽然冲进我房间跟我说，他知道我一直看不起他……（哽咽）
记者：电影原来叫《慕伶，一鸣，伟明》，也就是一家三口的名字，后来为什么改成了《小伟》？
黄梓：其实两者之间，我还想了上百个的名字，但是最后都否决了。我唯一能够接受的名字就是《小伟》，因为小伟就是我父亲的名字。
记者：片中有一幕很温馨。一家三口从父亲的老家回来，在火车上打闹，父亲非要跟儿子睡在一个铺位上，还让母亲一起来，但母亲没好意思……那是你的真实经历吗？
黄梓：其实不是。为什么拍那场戏？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吧。我父亲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他生前经常调侃我说，我小时候总喜欢挤到他跟我妈的床上睡觉，但是长大之后就不肯这样做了。他总是说：你现在要不要过来跟爸爸睡一觉？但是我每次都拒绝他们，我说，别搞我了，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这种事情还是有羞耻感的。他后来生病了，有时候还会这样调侃我，但是我从没有答应过他。所以我就在电影里面写了这么一段，然后把它拍出来，算是完成他一个心愿，
中国式家庭的生死实录
《小伟》在结构上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影片分别通过父亲、母亲、儿子三人的角度，展现了当家庭中有成员患上晚期癌症后，各人所经历的心路。这也是影片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的由来。
母亲慕伶的视角，展现了她在丈夫伟明刚被查出患癌时，崩溃与坚强交织的复杂状态。她坚持不让丈夫知道病情，在医院偶遇老同学时也本能地拒绝透露实情，仿佛如此便能将这个沉重的真相拒之门外。但即便外表看来一切如常，家中最小成员一鸣仍然感受到过往生活秩序的摇摇欲坠。在以其视角拍摄的第二章节中，除了青春期的焦躁与迷茫，还着重展现了一个渴望逃离家庭束缚的少年内心的矛盾与冲动。父亲伟明的视角则更多集中在其患病后期，面对步步临近的死亡，他从恐惧与迷茫走向放松与坦然。
相较于《送你一朵小红花》清晰强烈的戏剧感，这部由黄梓导演兼编剧，高翰文、彭杏英、薛立贤主演的《小伟》看似并无激烈的戏剧冲突。剧情更多展现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切面，看似淡然的镜头下掩藏着角色的私人情感。例如片中有场戏，母子俩一起乘地铁，镜头闪过母亲昏昏欲睡的脸，在她睡着那一瞬，手中的包脱手落下，被站在她面前的儿子一手抓住。在这个短暂的镜头里，儿子一鸣始终背对观众而立，地铁的窗玻璃上映照出他看似面无表情的脸。
在去世前，伟明带全家进行了一次故乡寻根之旅。这是全片的重头戏，但拍得格外蒙太奇。紧接这段戏之后，便是慕伶带着一鸣收拾家中旧物，儿子穿上了父亲留下的黄T恤，母亲取笑他身材不如父亲高大。什么都没有交代，但观众都会明白，那个在火车卧铺上跟儿子嬉笑打闹的男人已经去世了。
这是一部在生死课题下展现中国式家庭关系的佳作，有情但克制，沉重却不沉闷。影片最后的彩蛋——导演黄梓的父亲生前一家三口自拍的真实影像，则揭示了《小伟》看似晦暗实则光明的底色：再遗憾的道别，也终将成为最好的纪念。
